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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劉詩昆的愛琴人生

曹可凡

2004年的春天,我們來到了劉詩昆音樂藝術幼兒園。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叫着“劉爺爺”,劉爺爺頗有興緻地教着孩子們練琴。這位被稱為劉爺爺的人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主人公,集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和企業家於一身的——劉詩昆。

曹可凡: 今天我走進你這個劉詩昆音樂藝術幼兒園的時候,突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是應該稱您音樂家呢,還是企業家。你喜歡哪個稱呼?

劉詩昆: 你還是首先稱我音樂家,或者音樂工作者,或者音樂人士。企業是我近些年才開辦的,而且這些企業也沒脫離音樂,是音樂文化的企業。

曹可凡: 所以其實可以擱起來一塊說,是音樂企業家。

劉詩昆: 但還是音樂家是基礎。

曹可凡: 我知道您小的時候就是一個琴童,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琴了,是吧。是不是受家裡的影響?

劉詩昆: 我是三歲,具體說,準確地說,還不到三歲,將近三歲的時候開始正規地正式學鋼琴。因為那時候我父親呢,他原來是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就是現在上海音樂學院的前身,當時叫做音專,國立音專,他是那的學生。他是學唱的,學男低音的。當時那時候像上海音樂界的大部分,已故或者健在的音樂名家,像賀淥汀、丁善德、吳樂懿、周小燕,他們那時候都是我父親同代的同學。他們經常也聚在你們家,聚會,以前一到禮拜六、禮拜天,上海音樂界的名流差不多都在我們家。像賀淥汀他去延安,投奔延安,都是我父親幫他想辦法通過黃河當時日本鬼子的日偽封鎖線的。後來父親經商了。他經商了,家裡經濟條件就富裕了。那個時候學鋼琴不像今天。那個時候學鋼琴必須要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今天普通大眾都能學鋼琴。我們家那個時候還有唱片,將近上萬張唱片,所以我從小是在一個音樂環境的這樣一個家庭熏陶起來的。但是又有經濟條件可以正規地學鋼琴。那個時候大概在中國啊,像我這個年齡學鋼琴,我還不知道有第二個人,大概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曹可凡: 那您不僅當時擁有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氛圍,而且您進入了音樂學院附中學習,也受到很多老師的教誨。那我想其中你非常幸運地得到了當時前蘇聯的音樂家塔圖良的指導。

劉詩昆: 我在附中學習過程當中,那時候蘇聯派到了中國很多各方面的專家,其中音樂學院又有幾個專家,有一個鋼琴專家他叫塔圖良。那麼在我16歲的時候,他就開始教我了。後來在他的教授下呢,我當時參加了一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李斯特國際鋼琴比賽,1953年9月。

曹可凡: 聽說您這個獎品特別特別是吧,是李斯特的一綹頭髮吧。

劉詩昆: 它獎品正式有獎牌、獎狀。另外它特別破例給我一束李斯特的頭髮。這有個來頭。因為當時那個比賽啊,當時我參加比賽我17歲,按說18歲才能夠正式參加,可是我17歲。後來他們這個比賽當局破例接受了我。結果在這個比賽當中呢,我應該是,坦率地說我應該得第一名,因為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第一名,評委也認為我是第一名。那個比賽分四輪,我每一輪彈完了,那些評委,全體評委會,各國專家組成的評委帶起頭來,帶領全場站起來給我鼓掌。那麼結果最後呢,我只得到一個第三名,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時候1956年,您知道,匈牙利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社會主義陣營一定要以蘇聯為首,那時候咱們中國要管蘇聯叫老大哥,什麼都得蘇聯第一,他不是第一也得第一,他第一更得第一。所以那時候匈牙利當局就內定,第一名必須給蘇聯,不能給別人。因為它那時候什麼都跟政治聯繫起來,它要不是第一,等於政治上它也不是第一了。第二名呢,他們內定必須匈牙利自己人,所以其他國家的選手,成績再好再高,最多只能得到第三名。可是當時我成績特別突出,我得了第三名以後,整個輿論界、媒體,包括很多西方的記者,發表了很多很多輿論。那麼大家覺得這個很不公正。很明顯的不公正。在這個情況下,當時匈牙利的政府當局為了平息這個輿論,為了平衡,就特別那天帶着我,在很多媒體的眼前,走到匈牙利的國家博物館。國家博物館有個大玻璃櫃,那裡陳列了李斯特的一大撮頭髮,銀灰色,李斯特的頭髮非常漂亮,銀灰色的,大概有一尺多長。從那裡頭剪出一束來,裝在一個精美的盒子里獎給我。那作為一個特別的殊榮,特別的獎品,那個得第一名第二名的都沒得到這個,等於這樣就給它擺平了。其實主辦單位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內疚,也是為了緩和。因為當時匈牙利也沒有辦法,必須得聽從蘇聯老大哥的。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隨便更改。

曹可凡: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覺得很奇怪的,我說這是不是前三名都有一束李斯特的頭髮。李斯特的頭髮又有多長呢?

劉詩昆: 還給了我個特別獎,《匈牙利狂想曲》還給了個特別獎,這都是為了彌補、擺平、平衡。

曹可凡: 我想你有李斯特比賽這樣非常寶貴的經驗,當你去莫斯科參加第一屆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的時候,你是不是心裏感覺很有底。

劉詩昆: 也沒底。可以說那一屆柴可夫斯基比賽,舉行在1958年,是有史以來,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的音樂比賽,包括鋼琴比賽最轟動的一次,也是最高規格的一次。因為那個時候它有個背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強國就是美蘇或者叫蘇美。1957年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當時美國已經落後了,美國人造衛星還沒有上天,突然間蘇聯加加林上天了,那麼在那個情況下,它當然想和西方搞好關係,打開大門。他就搞了這樣一場比賽,這個比賽當時是赫魯曉夫親自倡議,而且親自坐鎮指揮的。那個比賽很有意思。開幕式他坐在主席台中間,比賽的決賽場場他親自在包廂里聽,從頭聽到尾。比賽以後他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國宴慶賀。所以那個時候那個比賽全世界,特別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首腦、政要特別關注,全都拿眼睛盯着這個比賽。與其說是個音樂文化比賽,不如說等於是一個大的政治外交的一個活動。所以當時赫魯曉夫提出一個口號:“讓我們變軍備競賽和冷戰為和平的友誼的文化競賽”冷戰就是當時互相宣傳,你罵我我罵你,宣傳對抗。他是在這個口號下舉辦這個比賽的。這個比賽西方高度關注,那次比賽強手如林。最後是美國的一個選手叫梵克萊本,他得了第一名。他得了第一後,當時在美國就舉國轟動。因為原來是美蘇之間互相你搞你的軍事,我搞我的軍事。這回在一個文化的舞台上打擂台,這是友誼的文化的擂台,那麼後來這個梵克萊本得獎的第二天,美國最大報紙《紐約時報》就大標題說:“美國人在文化戰場打敗了俄國人。”就對着赫魯曉夫這句話說的,於是美國總統艾森豪維爾就派紐約州州長(來接)。梵克萊本載譽而歸的時候,飛機飛回紐約機場,紐約州的州長代表總統陪着獲冠軍的美國選手坐着敞蓬汽車進入紐約市區。當時有人說是百萬人,有是說是數十萬人夾道歡迎。簡直不是一個鋼琴音樂比賽的範疇了。那麼我呢在那個比賽中當時得了第二名。

曹可凡: 但其實你現在回頭看,你當時得這個獎非常不容易的,因為你去了蘇聯後,比賽的很多曲目你都不會,很多都是在現學的是吧。

劉詩昆: 那個比賽特別難。因為你知道,俄羅斯(前蘇聯)是世界19世紀以後最大的音樂強國,在西方,特別在美國,最大的音樂家,還有一個芭蕾舞,你看他們的血統,很大一部分都是俄國血統,都是俄國人。比方說像密爾斯坦,羅斯特洛波維奇,像美國的鋼琴的霍洛維茲,拉赫馬尼諾夫,幾乎都是俄國人,所以他搞這個比賽。他一方面是政治,還有一方面它本身是公認的音樂最強國。那麼當然它這個比賽特別難。那個比賽的曲目,等於一個人要準備相當於三場鋼琴專場獨奏音樂會這麼長的曲目,從古到今什麼曲子都有。

曹可凡: 聽說你買了一大堆吃的東西擱在旅館裏面,根本就不出門。

劉詩昆: 那時候因為四個月,我根本那些曲子都沒彈過。

曹可凡: 那時候你每天練多少時間琴?

劉詩昆: 每天練大概起碼12個小時到14個小時。

曹可凡: 其實除了吃飯睡覺基本上都是練琴。

劉詩昆;都是練琴。就關在一個旅館裏,前蘇聯旅館牆很厚,玻璃很厚,我彈琴外面也聽不見。我就買了一些腸子、黃油。因為前蘇聯很冷,它那個玻璃窗雙層的,雙層的夾縫當中像個天然冰箱一樣,就放在那,根本一天也不出屋子。買一次吃的吃好幾天,而且前蘇聯的自來水能喝的,就喝自來水。

曹可凡: 當時這個條件是非常艱苦的。

劉詩昆: 因為我是在莫斯科準備的,我準備了四個月,莫斯科有個大教授叫汪別爾莫,做我的老師,準備了四個月搞定了這場比賽。


在莫斯科,劉詩昆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100多位世界各地的鋼琴好手,一舉奪得柴科夫斯基鋼琴比賽第三名。這也是當時華人在國際鋼琴比賽中級別最高的獎項。伴隨着劉詩昆事業上的一展鴻圖,一份特殊的愛情也不期而至。

曹可凡: 你那時候認識你的第一個妻子葉向真是不是也是因為你的鋼琴?

劉詩昆: 也有原因吧。我和我的前妻葉向真認識是在得獎以後不到一年。我回國以後中國整個音樂界、文藝界正是強調所謂民族化的時候,強調民族化,音樂一定要和中國本民族相結合,那麼在這個政治概念的要求下,當時領導就給我指定一個任務:你創作一個民族化的鋼琴曲。因為過去鋼琴曲都是外國曲子,當時有些人寫了一些中國鋼琴曲也是很簡單的。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我就用我們中國民族的管旋樂隊,二胡、琵琶、古箏、三弦,全是民族樂器,把它們與西方交響樂團、交響樂隊這樣一個編製,這樣一個構造,完全按照那個東西做成樂隊。

曹可凡: 就是後來的新鋼琴協奏曲。

劉詩昆: 我是鋼琴主奏,用民族交響樂團代替西方的交響樂團來協奏。

曹可凡: 在當時的音樂界是吹來一股清新之風。

劉詩昆: 就象《梁祝》,當然《梁祝》還是西洋樂隊給小提琴伴奏,但是《梁祝》是用中國的題材,用中國紹興戲浙江越劇音調的題材,我呢,整個全部用中國的樂器給西洋的鋼琴樂曲協奏。

曹可凡: 所以當時《梁祝》跟你這個《青年鋼琴協奏曲》被認為是兩個民族化的代表作。

劉詩昆: 那麼我是因為這個曲子認識我的前妻的。我後來演奏這個曲子我前妻來看、來聽,聽了以後她還很感興趣,我前妻她很喜歡。當時她叫葉向真,她很喜歡音樂,也很喜歡文藝。有一次,她拉她的父親葉劍英就到音樂學院的禮堂聽我演奏這個曲子。

曹可凡: 事先知道么?

劉詩昆: 事先不知道。後來我們倆就認識了,認識了以後她有時候就經常找我來,她因為很喜歡音樂和喜歡文藝。這樣我們就慢慢戀愛了,一直到1962年結的婚,生了一個大兒子,這個兒子已經44歲了。

曹可凡: 按照現代的看法來說,很多女孩子結婚之前,老岳父總是會找這個女婿談一次話,說一些諸如我的女兒將來就交給你之類的話。那麼當時葉帥有沒有跟你做過這樣的談話呢?

劉詩昆: 沒有,沒有,這沒有。因為那時候結婚以前我已經是她們家的常客了,一天到晚在她家裡。

曹可凡: 那你和葉帥的女兒談戀愛,有沒有思想上的壓力?

劉詩昆: 當時沒有。那時的人們很簡單,就是大家愛了,也沒有因為她是元帥的女兒,我特別想高攀她,也沒有因為覺得她是這麼一個高幹的子女,有什麼顧忌。那時候就是兩人相愛了就相愛了,就很簡單。那時候不像今天,那時候我們年輕人沒有今天這麼多的想法。

曹可凡: 那時候儘管你和葉帥是兩代人,而且你是他的女婿,你們其實像朋友一樣。

劉詩昆: 葉帥這個人很有人情味,他平時在生活中,我覺得他在高級的領導人中是比較有人情味的。他不是說是平時整天講大道理講原則話,他平時很有家庭味,很有人情味。

曹可凡: 那你還記得你當時在哪舉行的婚禮呢

劉詩昆: 婚禮是在她家裡,葉帥的家裡。那時候是1962年的冬天,1962年的年底前。當時我們的婚禮陳毅還去了,聶榮臻去了,羅瑞卿去了,去了好多好多。

曹可凡: 周總理還送了一個特別的禮物。

劉詩昆: 周總理不是託人送,託人專門給我們祝賀,專門托他的秘書打來電話祝賀。後來不久我們見了周總理,周總理找了我們握了手,還給我們祝賀。

曹可凡: 那時候葉帥是不是送你一個肖邦的紀念物是吧,背面有他題的詩。

劉詩昆: 你都知道這個事。那時候葉帥想送個禮品給我們,說實話那時候這些高級幹部真是相當的清廉,沒有什麼錢。也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也買不起什麼貴重的東西。後來想到什麼呢,他到波蘭的時候,訪問波蘭的時候,當時他作為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波蘭人送給他一個盤子,一個鍍銀的這麼一個盤子,它也不是純銀的,那個盤子當中是一個肖邦的頭像。那他想這個跟我有關係,他就把這個盤子上面找了外面人刻了字,就是祝賀我們兩個新婚。就把這個盤子也作為葉向真的嫁妝就送給了我。

曹可凡: 那現在的人很難想像,當時葉帥的家庭的生活其實也是非常緊張,因為那時候是供給制。

劉詩昆: 其實這老一代的領導人啊,他們確實是很清廉的。葉帥,我具體說吧。他就是靠他的工資生活,當然他們有些,是有些優越條件,比如房子,當然要比一般老百姓居住條件好得多;出門有汽車,出外也可以坐專機,他到那個級別。但是他平常生活,特別是吃飯就指着他這個工資,而且房子他還要扣房費的,一個月也要扣幾十塊錢房費的,水電費等全得扣在裏面,還有黨費,他要交幾十塊錢黨費。完了以後所有的生活,他有個管理員,專門給他做賬。一天油鹽醬醋全得算在他這點工資裏面,包括葉向真的穿衣服。所以我和葉向真認識的時候,她跟我第一次見面,就穿了一件藍布的中山裝,那時候女的屬於女式的中山裝,敞領的,那件中山裝洗得都發白了。後來我到她家去看,她就沒有什麼漂亮衣服,穿的是布鞋。那時候真是,當然街上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衣服,但是確實也買不起。他們家子女也好幾個,確實生活挺緊張的。吃飯那時候真是沒有額外照顧,就是仗着那點工資去買。

曹可凡: 葉帥是所有老帥當中很有文采的一位軍人,古詩詞作的非常好。

劉詩昆: 古詩詞寫的非常好,那時候毛澤東跟我講,陳毅也很會寫詩嗎,毛澤東給陳毅信里說,你要學詩,要向葉劍英,董必武兩人學習,說畢武善五律,劍英善七律。葉帥他也會彈一點簡單的鋼琴,還會拉點二胡。

曹可凡: 所以跟你有共同語言。


一生戎馬生涯的葉劍英精通琴、棋、書、畫,而彈鋼琴的劉詩昆偏偏對軍事、歷史情有獨鍾。劉詩昆與葉向真的婚姻把他與葉帥的愛好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乘龍快婿與岳丈間的默契和諧、與愛妻家庭生活的恩愛甜蜜,使劉詩昆的日子過得舒適平靜。然而,這種平靜並沒有能夠持續多久,一場災難悄然而至。

曹可凡: 那你和葉向真結婚以後,這樣的平靜生活只過了幾年?

劉詩昆: 沒有幾年,文革一來一個大的波瀾。

曹可凡: 那麼當時你對很多生活的想法有了很多改變。包括你跟葉向真的關係。

劉詩昆: 對,不是改變。我們後來就商量,我說我們倆趕緊離婚。為什麼呢?我說,我不離婚,你的父親必須要受我的牽連,我已經定性了,我是反革命了。這個事就很麻煩了。所以當時我就在這三天,我跟我的前妻葉向真就辦了一個離婚手續。

曹可凡: 就這麼三天時間。你們上哪辦的?

劉詩昆: 當時就是北京也沒有地方辦離婚的,因為公檢法全砸爛了。結果就跑到北京衛戍區,就是北京的解放軍的最高管理機關,因為當時都軍管了。公檢法、公安局、法院檢查院都歸軍管。就跑到北京衛戍區,正好那衛戍區司令是傅崇弼,當時他也是站在葉帥這邊的一個老將軍,就找了他,說我們倆要辦離婚。他一聽說為什麼要辦離婚呢,我們說了這原因,他也覺得很理解,說那就辦了。就由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給蓋了個大印,說我們倆離婚就這麼個印。

曹可凡: 你還記得4月5號那個晚上,你離開家的時候跟葉向真的可以說是生離死別的那個場景么?

劉詩昆: 那個時候我們倆就說,這一生也可能還見得到,也可能見不到了。當時我就把我所有的一點東西全給她了,身上所有的錢,連糧票全部交給她。因為我當時有個孩子,那時候孩子不到三歲,我想讓她帶着孩子過,反正我這人就是將來隨着這樣一個歷史的波浪吧,可以說隨波逐流,衝到哪算哪,我當時個人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曹可凡: 當時4月5日晚上離開葉帥的家,被羈押在中央音樂學院裡邊,據說有一天晚上你特別想念葉向真,特別想念自己的孩子,趁着守衛不注意的時候,還翻牆又回到她們家。

劉詩昆: 有一天,那時候我就非常想我兒子,因為當時我兒子才兩歲多,不到三歲。我也不知道葉向真的音訊,也不知道我兒子有沒有人管。有天晚上我就趁勞動的時候跳牆,因為牆很矮,出去看我那兒子。其實那時候葉向真已經帶我兒子離開了葉帥的住地,她單獨弄個小平房,小四合院住那兒,害怕牽連他父親。我看我兒子,兒子很小。他見了我說:“爸爸你(被)鬥了?”我回答說“鬥了。”他也不知道聽誰說的,就是你挨鬥了。後來我就看了看他,我非常心酸。與兒子這次相見,也不知道下回什麼時候再見了。(然後)我又回到中央音樂學院。


劉詩昆希望通過離婚來保全自己與家人。然而,1967年底,他仍然因為一場政治陰謀而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劉詩昆在裏面一關就是五年九個月,他被迫離開了自己鍾愛的鋼琴,與外界音信隔絕,人生跌至谷底……

曹可凡: 那在監獄的時候,其實你始終有個信念,你希望能夠跟外界進行聯繫,所以你製作了一封特別的信,最後通過葉向真送到了葉帥手裡,這是怎麼回事呢?

劉詩昆: 我是與世隔絕的,我一個人關在牢房裡,一天就是面對四壁,或者是面對六壁,四面牆,一個地面一個天花板,全是水泥的,地下一個木板,就睡那個木板上,那麼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的情況,那時候監獄裏也沒有紙,也沒有筆,根本不能跟外界聯繫,你根本外面的人都見不到。每天有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本毛主席的着作,每天要看,還有就是每天下午,每個牢房,那時候都是政治犯,發一份《人民日報》。發給你,下午發了,晚上收回去。這個報紙是發了晚上要收回去的。不能留下一片紙在牢房裡。

曹可凡: 《人民日報》是你當時唯一能和外界溝通的渠道。

劉詩昆: 我就有一個唯一的一個想法,一個願望,一個信念就是說,我總要挺着,爭取能夠活着出去。我一定要留點字跡在身上,就是我死了我在遺體上能夠有個字跡,說明他們根本就知道我不是間諜。

曹可凡: 那你沒有紙筆怎麼寫信呢?

劉詩昆: 有一天換了一個新的牢房,這個牢房裡任何紙筆沒有,但是換別的牢房,不是每天發報紙嗎?也不知道怎麼,那天在地上遺留一張殘存的爛報紙,半張爛報紙,可能他們沒注意,當時人也不知怎麼的人變得一下子那麼智慧,我說這東西能救我說不定,我就如獲至寶把它疊起來把它藏在身上。你知道那個時候每天發報紙,晚上收回來。每個牢房有一把掃把每天均要拿它來清潔衛生。這個掃把掃地時接觸地面那面是軟的,但是掃把根那邊是尖的,非常尖。像個針一樣這麼堅硬。後來我就把掃把撅下一根棍,那麼我就在腦子裡構思了一封信稿。你知道報上任何字都有的,拿任何一張報紙,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一個字。

曹可凡: 你等於是在牢房裡做一個排字工人。

劉詩昆: 這樣我就每天把我已經構好詞的信稿,我今天正好想到要這個張字,就拿掃把的根摳個字。報紙的字非常小,在上面一個小小的眼兒,一個洞眼,當然也不能摳多,摳多就象一個蜜蜂窩,馬蜂窩一樣的,那也不行,每天就摳個十個八個字。那時候報紙都是紙很次的,很軟的,看完了的報紙軟軟扁扁的,誰也不會說裏面有幾個小洞眼,誰也不會注意,這樣摳。我就拿原來得到的那半張報紙作一個底版,就把這新摳的字貼上。當然沒漿糊,但是我們那時候每天吃飯吃什麼,就一天兩頓飯,每頓飯有兩個小窩頭,恰好那個棒子麵粘粘糊糊的,把它粘上,正好跟漿糊一樣。我就拿那個小字摳下來,比方說十個字,八個字,正好貼在那張半拉報紙上。經過幾個月的時間,貼了一封信。

曹可凡: 那在監獄的時候,其實你始終有一個信念,你希望能夠跟外界進行聯繫,所以你製作了一封特別的信,最後通過了葉向真送到了葉帥手裡。

劉詩昆;到了1973年的4月,春天,葉向真就非常想來探監,她已經放出來了,她父親又有了一定權了。她非要來探監,經過一些周折,就不能不讓她來探了。當時葉向真探訪我是在秦城監獄一個接待室里。當時告知說你的前妻葉向真要來看你了,要探訪你,什麼時間,當時專案審查人員說,我們給你規定一條紀律,你見她的時候,只准談一些私生活的事情,不準談任何涉連到你的案件案情審查的事情。如果你一講,我們立刻就把你給帶走,而且要加重對你的懲治。那麼當然就不能跟她口述,因為口述我說第一句話,第二句話,他們就把我提着走了。幸好我早有備這封信。當時接見我的時候,有一個大長桌子,我坐在這個地方,她坐在這個角上,那邊幾個審查人員,看守全在那邊,離得比較遠一點,都盯着。當然我跟她表面就說一點生活常識,問我兒子怎麼樣啊,他們當然無所謂,所以這時候我就把信從袖子裏面的棉花裏面掏出來,在桌子底下,偷偷地塞給她。葉向真當然也很機靈,手一拿,馬上意識到了就攥在手裡,若無其事地上邊跟我談着話,就把這東西揣在口袋裡。

曹可凡: 這個鏡頭完全像電影里的。

劉詩昆: 這樣以後,後來我才知道,當然她回去以後,就把這東西給他父親看了。那麼葉有了這封信,葉就好辦了。立刻送到毛澤東的面前,因為葉帥已經身居要職,掌管全國軍隊的日常總領導工作,掌握這樣重大的軍權了。後來毛主席一看這個,毛主席馬上“立刻釋放”四個字,口頭的。這樣不久我就突然間就被放出來了。所以放了以後呢,當時我的身體非常虛弱,我就被葉帥他們送到301醫院住院療養。就是解放軍總醫院住院療養。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又對我表示了一個關心,想起我了,毛澤東發了三句話:一個叫你們要關心劉詩昆;第二句話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這是原話,東西就等於說是音樂作品——鋼琴作品。第三句話,要讓他繼續演出。


毛主席的指示,使劉詩昆在政治上獲得了新生,生活似乎又恢復平靜。然而,當人生經歷過如此巨大的風雨滄桑後,當年的鋼琴神童是否還能繼續輝煌?飽受摧殘的劉詩昆還能繼續他的愛情和鋼琴之夢嗎?

曹可凡: 那你出獄以後第一次上台演出演的是《黃河》?

劉詩昆: 不是,正式上台演出的是跟美國費城交響樂團。那麼第一次當人面彈琴彈的是《黃河》。

曹可凡: 可是這個曲子你根本就沒有彈過。

劉詩昆: 當時因為我沒有單位了,就給我一下送到中央樂團了。我報到的時候,中央樂團全團人已經上下皆知。說劉詩昆要來了。大夥說都等在中央樂團的那個院里,都聚滿了人了。我一進去,大夥就把我圍住了,圍在排練廳里。當然這些也都是熟人,當時都是樂界的,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很熟的。當時大家最關心的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劉詩昆還能不能彈琴。因為我在文革當中,那時候我剛才跟你說了,我已經五年十個月關在單人牢房裡,就是五年十個月我沒有見過鋼琴,在這五年十個月之前的將近一年裡頭,我被關在勞改隊裡頭,那個時候也沒有彈過鋼琴。當然見還是見過,因為在音樂學院里的時候,琴總還是在琴房裡放着嘛,就是沒有摸過。我出了監獄,又放出來以後,我又住了幾個月的醫院,這樣算起來就是說有五年十個月眼睛沒有見過鋼琴,有七年多手沒有碰過鋼琴的鍵盤。要一般的彈鋼琴的人,這包括鋼琴家,已經沒法再彈了。

曹可凡: 手的機能肯定就退化了。

劉詩昆: 退化機能,腦子也退化了。但是我因為學琴,不到三歲就學琴了,童子功很強的,學的很正規很紮實,這樣那天大家把我圍起來,看我能不能彈鋼琴。當時說實在的,我真是這麼多年,因為我剛從醫院出來,那時候我哪還顧得想着彈琴啊,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都得料理掉。那麼大家說彈琴,非讓我彈,不得不彈啊。有幾百個人把我圍住了,可是彈什麼啊,當時沒的可彈,彈得不好又得倒霉了。因為我以前所彈的全部曲子,都是大、洋、古、封、資、修,都不能再彈,再彈就要犯政治錯誤了,當時只有兩個鋼琴作品可以彈,一個就是鋼琴協奏曲《黃河》,再有一個鋼琴伴唱《紅燈記》。這個《紅燈記》也沒法單獨彈,是要跟着京劇唱一塊彈。可以單獨彈的,當然《黃河》也要有樂隊,但是沒有、離開樂隊,也可以單獨彈(的曲子),只有《黃河》。我就把鋼琴協奏曲黃河四個樂章從頭到尾給彈了一遍,彈了一遍以後大家聽得很入神。一看還能這樣完整把這個曲子(彈下來)。《黃河》協奏曲的曲子,說實話技術也有相當的難度的,我把它彈完以後,這時候有一個樂團的同事,一個團員就說:“劉詩昆,你這個曲子什麼時候練的?”這個話正問到點上了,因為《黃河》協奏曲創作的時候,我已經被關到監獄裏了。當時我放出監獄不久,大家知道我放了以後送了醫院,那麼大家說你是不是在医院裏剛練了這個曲子。

曹可凡: 因為這不可能在你逮捕之前就學會的。

劉詩昆: 逮捕之前還沒有這個曲子。《黃河》協奏曲是根據《黃河大合唱》,原來是個合唱,冼星海的合唱。那個時候還沒有鋼琴曲,那麼我被關了以後,而且我已被關了一段時間,這個曲子才問世的,才創作的。

曹可凡: 所以大家以為你是不是在監獄裏還能夠彈琴。

劉詩昆: 如果你練一定是在監獄裏練的。


曹可凡: 那當你從監獄裏面出來,應該說是所有的生活恢復平靜了。那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說,當你從監獄裏出來之後,為什麼最後沒有跟葉向真復婚呢?

劉詩昆: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分開了,分開了大家在個人生活上已經有點疏遠了,覺得既然已經這樣了,乾脆也就不一定要復婚了。說實話,我跟葉向真兩個人,我們並不是打翻天鬧離婚,我們是非常平和地在那一個特定環境下(離婚)。後來我們決定也無所謂再復婚了,就分着過吧。我們分着過也是好朋友,我的兒子從來都沒有講過到底歸誰,兒子到現在40多歲了,我跟葉帥的全家現在都還像一家人一樣,大家親如一家。你說朋友也好,說一家人也好,因為我們,我和葉兩人都思想比較開通的。不是說要不就合要不就鬧得臉紅脖子粗。好像自然而然的,慢慢就離開了。大家好像隔了那麼久了,個人都有個人不同的生活。

曹可凡: 那後來葉向真其實是在拍《原野》的時候找到了她的另一半是嗎?

劉詩昆: 對對對。拍《原野》時候的攝影師,是一個很好的攝影師——羅丹。他的媽媽是錢壯飛的女兒,他是錢壯飛的外孫子。

曹可凡: 那你認識現在的妻子是什麼時候?

劉詩昆: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到黑龍江齊齊哈爾演出,她做報幕。

曹可凡: 也是主持人?

劉詩昆: 對,也就是主持人嘛。

曹可凡: 當時你們是怎麼相戀的呢?

劉詩昆: 很自然地就認識了,後來她到北京,我們慢慢就認識了,認識了好多年才結的婚,一直到八九年才結的婚。我1990年去香港,1989年結的婚,完了一起去香港,生了一個孩子,現在的這個兒子8歲。


1990年,年近半百的劉詩昆來到香港,開始了第二次艱苦的創業。在這裡,鋼琴家劉詩昆搖身一變,成了一位企業家。誤解、責難、迷茫、困惑……劉詩昆毫不畏懼。因為他堅信,只要有鋼琴,他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心中的夢想。

曹可凡: 那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有關你的各種謠言挺多的,那這種謠言主要集中在哪個方面?

劉詩昆: 主要地說我又販毒,說走私軍火,倒賣黃金,拐賣婦女,如果說這些罪名都成立的話,我這個人到了意大利教父那裡也是首屈一指了吧。夠槍斃好幾回了,意大利的教父啊,一個人也不能把全世界最頂尖的黑社會的黑幫里做的最大的事一個人全做全了,幾個教父合起來加在一個人身上的事全加在我一個人身上,結果香港報《境報》一登,大陸的廣州一個叫《花地》的雜誌,一個小雜誌,就全文轉載了,全文轉載他又不說轉載香港,他用自己的筆名轉載的,他一轉載就指名道姓劉詩昆。

曹可凡: 當時感覺劉詩昆就是一個衙內的形象。

劉詩昆: 對,因為《境報》就把我光叫衙內。那麼後來我就打了一個官司,

1990年1月,在這個時候,就是剛到香港的前期,我就把《花地》雜誌告到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廳。因為這個還不算刑事,算民事,那麼就告了,結果他們反而一調查,我勝訴了,判勝訴,也沒有定的誹謗罪,等於說是它是一個不實之詞,判了他登報道歉,判了我一千塊錢的精神賠償。今天判就多了,今天判可能十萬也不止了,當時一千塊錢也算不少了,那個時候中國很少聽見“精神賠償費”這個字眼的。那個時候中央電視台還拍照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還把整個開庭的情況播了大概兩三分鐘。

曹可凡: 那你20世紀90年代初為什麼去香港發展?

劉詩昆: 去香港發展很簡單。第一,我父母在那裡,我是長子,我下面三個妹妹,我跟我父母多年就沒在一塊,我從中學一年級就住校,住在天津。那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全家團聚。第二,我覺得我是大陸對我的謠言太多,我希望有一點平靜的生活。那麼第三個呢,我的專業是鋼琴,鋼琴是一個國際性的藝術,當時在香港搞一個鋼琴事業會比中國大陸包括北京,可以自由度、寬鬆度、便利度更大。

曹可凡: 那時候你去香港的時候,生活還是非常窘迫的。

劉詩昆: 那當然是很窘迫的。我一個月200塊錢左右的工資,去到香港那個社會。你想我拿房租來講,我在北京住了一個很好的樓,國家撥給我,作為一個好像特別的專業人士,在北京木樨地。當時是北京最好的部長樓,這個樓給了我兩個居室,兩個單元,今天這個樓在北京是三等房屋,當時是佼佼者,兩個單元,兩個單元一個月房租十塊錢零四毛。我到香港租了一個很破舊的單元房子,一個月房租多少呢,五千多港幣,也就是六千多人民幣,六百倍,一夜之間房租每個月相差六百多倍。香港有個名巨商邵逸夫先生,他的夫人叫方逸華,那個時候還不是他的夫人呢,去看我,她到香港我住的(地方),下了電梯,我住在13層,下了電梯,她不由得回頭張望這個電梯,凝視地,足足地,我不誇張講,足足地一分多鐘。我那個電梯門是什麼,鐵柵欄,用手拉的拉門,拉不過去,拿手頂着,不頂着它要彈回來的。這個電梯在中國大陸現在早就沒有了。她說怎麼中國來了這麼一個有姓有名的鋼琴家,大獎獲得者,怎麼住在這樣一個破房子里,她很難理解,覺得不可思議。大概誰也沒有想到我經濟上一無所有,從零開始。所以到香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必須要闖過這個經濟關。在香港這樣一個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中,你沒有錢是寸步難移,什麼事你都展開不了,所以當時最大的難關,不是事業關,也不是名聲關,就是一個經濟關,你必須闖過這個,你手腳才能伸展開。

曹可凡: 那你後來通過什麼方法慢慢地拓展你的事業,建立了自己根本的基礎?

劉詩昆: 在香港我一到那,各大媒體對我大量報道。

曹可凡: 你去香港還是很轟動。

劉詩昆: 很轟動。每個報紙差不多都是頭版報道我的消息。香港這個社會給我一個最深的感觸就是,可以用當時在我到香港不久後,大陸大陸非常風行的一部電視劇,叫《北京人在紐約》(來形容)。

曹可凡: 我知道。

劉詩昆: 這個講一個拉大提琴的留學生。

曹可凡: 王啟明,姜文演的。

劉詩昆: 姜文演的那個王啟明到了美國之後,不是和他妻子離婚有了一個新的女朋友嗎?那個新女朋友叫什麼?

曹可凡: 王姬演的,叫阿春。

劉詩昆: 阿春就講過一句話給當時的王啟明。她說:紐約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是戰場。我就當時覺得這句話講得太對了。香港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我到過全世界那麼多國家和地區,香港是可以和日本相匹敵的,一個最有活力的,節奏最快的,人也是最勤奮的,人的商業經濟的智商較高的,經驗較豐富的一個都市,帶給你很多的機遇,但是你必須靠你的智慧來尋找機遇,靠你的勤奮來把握機遇,利用機遇,就能夠開拓你的前景,開拓你的事業。

曹可凡: 當時你衝到這個戰場的時候,你多大歲數?

劉詩昆: 那個時候我已經50歲了,已經不年輕了。我到香港,對一個50歲的人來講,又等於從一個零開始,從一個新的起點開始。


在劉詩昆今天的成功中,他的第二任妻子蓋燕付出了很多心血。劉詩昆曾無限感慨地說:“我一生最幸運的就是,能夠遇到在家庭和事業上都給予自己很大幫助的人。我和她就像鋼琴上的黑白鍵,缺一不可。”

曹可凡: 那在戰場闖蕩的時候,你現在的妻子蓋燕給了你很多的幫助?

劉詩昆: 當時海報都是她自己畫的,自己粘在牆上的。因為開始啊我就想教學,很多報登了劉詩昆來,可是大家不知道我住哪,不知道我電話,想跟我學。但是找不到我,香港那麼大,上哪裡找去。我跟我的現在的妻子蓋燕說,我們搞個講學吧,可是講學那時候要錢租場子,沒錢租場子。香港搞講學也好,搞音樂會也好,要貼海報。沒錢印海報,因為在香港這種印製費都是很昂貴的。後來有個學校校聯合會,他們有些天主教的學校校聯合會的負責人很關心我們,很幫助我們,在校聯合會的小報上給我發消息,因為那些琴童很多都是學校的學生,他們一看學生很多來聽我的講課,我講怎麼彈奏鋼琴,小孩怎麼學琴,搞了一個講座。搞了十幾場講座。貼海報沒錢印海報,就找人畫,拿彩色紙畫完了,找個熟的大公司,那個時候有個彩色的大的複印機,印上。我和我妻子兩個人就到處張貼到街上,到一些居民區啊,以前居民區樓里就張貼這樣,很多人就聽我的講座。聽我講座時每一個人入場我就發一張名片,他拿了我名片,上面就有我電話。結果講座後我電話就絡繹不絕響,想學琴的就登門,想學琴的絡繹不絕。早上登門。教了兩年,每天早上八九點鐘教到晚上十一點鐘,早則十點晚則十一點鐘,就這麼創業打基礎。因為我在香港教琴可以要到相當高的學費,這是沒人可以跟我比的。

曹可凡: 當時你在香港收多少錢?

劉詩昆: 最早有的學生收四百。人家學生一看覺得太少了,我就加了八百,八百擋不住加了一千多。香港學琴的人非常多,香港的琴童大概是全世界大都市按人口比例最多的之一。而香港學費很高的,香港人有錢的很多,所以我想收多少就多少。當然你也不能收得太離奇了,在一個可能的範圍你想收多少你就收多少。那麼就是這樣。另外還有些香港到各國的演出,出音像製品啊,講學啊,很快的,基本上不到兩年時間,我經濟基礎就打下了。一直到九二年我就開了第一間香港的劉詩昆鋼琴中心。不是一個人在教了,就變成一個業餘的學校了,請了很多老師在那裡教。

曹可凡: 那你現在的劉詩昆鋼琴音樂中心,包括現在的劉詩昆的音樂藝術幼兒園,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體系,那麼對你現在來說你覺得最大的目標是什麼呢?

劉詩昆: 很難講我有什麼大目標,反正我這個系統現在就是遍布全國30多個城市,包括香港在內有差不多60個中心。現在開的已經有5所,馬上要開的還有幾所,藝術幼兒園,上海開的有3所,還有一個大的樂器公司出鋼琴,現在還出各種管樂器,出電子琴,出吉他等等。等於是一個以音樂、藝術文化為核心的大的集團式的網絡式的這樣一個企業。按今天新型的商業企業的說法叫連鎖網或者叫連鎖店吧。

曹可凡: 反正就是一個托拉斯。

劉詩昆: 就是一個綜合。但是沒有離開過這個音樂的核心。我造的產品也是音樂的產品,為了演奏音樂的產品。不是造皮鞋,不是造服裝,那麼教的是音樂,等於又是一個商業企業又是一個教育和文化藝術的機構。


目前,以“劉詩昆鋼琴藝術中心”命名的鋼琴音樂學校在全國15個城市設有分校,共有學生近萬名。此外,他還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開辦了“劉詩昆音樂藝術幼兒園”。

劉詩昆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對鋼琴藝術教育事業的普及、提高上,似乎是要把自己曾經中斷、逝去的時光在下一代身上補償。似乎,就是要把自己的愛琴人生在下一代永遠延續……

200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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