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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中国 访谈蔡金东

张 彦

蔡金东2008年在中国巡演时,指挥斯坦福大学交响乐团。
蔡金东2008年在中国巡演时,指挥斯坦福大学交响乐团。

蔡金东是管弦乐团指挥,斯坦福大学教授。59岁的他曾在中国指挥过许多乐团,自1985移居美国以来,在美国许多乐团做过客座指挥。他的妻子是作家梅文诗(Sheila Melvin),他和妻子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还写过两本关于中国音乐的书,一本是《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Rhapsody in Red: How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Became Chinese),另一本是最新的《贝多芬在中国:这位伟大作曲家如何在人民共和国成为偶像》(Beethoven in China: How the Great Composer Became an Ic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在访问家乡北京期间,蔡金东谈论了贝多芬、古典音乐,以及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新建的音乐厅。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1923年在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家中。1922年,这支管弦乐队演奏了贝多芬第五、第六交响曲的几个乐章。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1923年在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家中。1922年,这支管弦乐队演奏了贝多芬第五、第六交响曲的几个乐章。

问:中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欣赏和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然而贝多芬的名字在这之前就广为人知了。这是为什么呢?

答:贝多芬是由一位名叫李叔同的作家介绍到中国的,他在1907年写过一篇关于贝多芬的文章,甚至还画了一幅贝多芬的素描。他钦佩贝多芬的奋斗精神,认为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问:李叔同听过贝多芬的作品吗?

答:可能没有。他在日本学习过,但不清楚他在那儿有没有听过贝多芬的作品。他钦佩的是贝多芬的精神和生平。

问:贝多芬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演奏是什么时候?

答:最早演奏贝多芬的是上海工部局乐队(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响乐团,那是在1911年。不过那是个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乐团,1925年之前不允许中国人观看他们的音乐会。所以贝多芬作品第一次面向中国人、由中国人演奏,要归功于萧友梅。萧友梅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在德国莱比锡大学(Leipzig University)拿到了音乐博士学位。他大约在1919年回到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请他在北京大学组建一支管弦乐队。他创办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Peking University Conservatory),1922年,北京大学管弦乐队演奏了《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和《第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他们只有15个音乐家,但听起来可能很不错。

问:您最近在北京的表演就是这样的吧?演出怎么样?

答:是的,我们再现了1922年那场贝多芬作品的演出。我们和北京大学管弦乐队的15名音乐家,在北大斯坦福中心进行了演出。有点儿像穿越时空,非常神奇。我们展示出原来乐队的图像——所有的演奏者都穿着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然后我们在图像前面表演。乐团人很少,但它体现了和大乐团一样的精神。当然,贝多芬在世的时候,管弦乐队的规模要小得多,可能有30人左右。

问:从那以后,贝多芬在中国已经成为古典音乐的象征。你写过1971年基辛格(Kissinger)访华时,他们不得不把文革时期下放到农村的音乐家召回的事情。

答:是的,他们当时争论要演奏什么交响曲。指挥家李德伦希望演奏《第五交响曲》,但这首交响曲是关于“命运”的,而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你不能说存在命运。

于是他建议演奏《第三交响曲》,但那首是“英雄”(Eroica),而左派说那是“关于”拿破仑(Napoleon)的。[贝多芬原本将这首交响曲献给了拿破仑,不过后来当拿破仑自称皇帝时,他收回了这个说法。]因此他们决定演奏《第六交响曲》——“田园”。这没有问题,因为它是关于农村生活的。基辛格说那是他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糟糕的第六交响曲。

问:你第一次听贝多芬是什么时候?

答:也是在文革时期。那是1969年,一个朋友说,‘来我家,我有好东西给你听’。他有一台老式的手摇唱机,每分钟78转而且还得定期更换针头。那是第四或第五交响曲。

那时我还不知道贝多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日本的“胜利”(Victor)厂牌出的。真是令人惊奇,如此多的乐器怎么能在同一时间响起?那段音乐的复杂性和力量,确实打动了我,因为我之前习惯的是单旋律的中国音乐。

问:为什么贝多芬会成为这么多斗争和外交的焦点?

答: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就必须“吃苦”[字面义是“吃苦的东西”,意思是承受艰辛]。他刚好符合要求,他一直以来都在同命运斗争,最后他成功了。这让他很受欢迎,在中国就如同文学方面的莎士比亚,或者科学方面的达尔文一样著名。

问:毛泽东并没有禁止西方古典音乐。

答:1957年,毛泽东邀请音乐家到中南海[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的居住区]座谈。他说,我们需要外国的东西,但应该服务于中国。

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很明显,这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但其中的一个积极影响是,中国艺术家希望他们的音乐能被人们所理解。

问:于是你在这里看到音乐界蓬勃发展。

答:中国通过作曲来维生的作曲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人做得到,你要教学或做其他事。

在中国有很多新的音乐厅,这导致了新乐团的组建,而他们期待进行舞台首演。因此,新的音乐作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它可能只是民间音乐,或对民间音乐的改编,或是用于政治或旅游目的的音乐作品。出于促进旅游的目的,每个城市都想要编排交响乐或歌剧,彰显它的历史和名胜。这一切都混杂在一起。

问:那么这些新作品的质量如何?

答:质量是个大问题。这是国家推动的,他们从政府那里接任务。作曲家会想,“一部新作品我可以得到20万元人民币。你觉得我能拒绝吗?”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一边做这些,一边业余做他们的严肃音乐。而一些人确实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问:你刚刚从郑州回来,给我们讲讲这次行程吧。

答:他们刚刚建造了一个新的音乐厅并组建了一个交响乐团。对我来说,这是很惊人的。郑州是一个真正的二线城市,但现在它有了一个非常棒的音乐厅。

但是当然,建造音乐厅很容易。领导人可以将它们视为政绩,而人的因素就困难多了。

问:挑战是什么?

答:教育。要想把一部作品演奏好,一定要看着乐谱,并仔细地思考音乐。那些乐团,那些年轻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从技术上讲,他们可以演奏任何乐曲,但往往只是把乐谱弹奏出来。

你还必须懂得如何呈现作品,需要了解作品的意义。你需要一套理论来支撑你的理解,然后你才能让人们信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演奏。然后乐团才能通过同一种理解,凝聚成一个整体。

如果指挥没有一种理解,那他们就只会随心所愿地演奏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指挥有关,但也和音乐学校的基础教育有关。我们传授的风格和历史不够。

问:这个方面能改善吗?

答:能,现在好多了。中国的大城市有一些非常有实力的乐团,中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新建音乐学院。杭州就新建了一所音乐学院,10年后能培养出5000名学生。5000名呐!哈尔滨也正在建一所学校。看看那些学校的建筑。哈尔滨那栋楼令人惊叹,像五角大楼。建筑设施都特别棒。

问: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贝多芬开始的。

答:是的。

原载于《纽约时报》2015年11月23日
翻译:张欣(实习)、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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