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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 —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任 侠

  静闻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单纯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

  一次,郁达夫下课后顺路去找学生冯至,两人冒着大风沙逛到宣武门的一家旧书店,冯至拿起一本德文书翻看,郁达夫问了书的价格,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给了书商,转身对冯至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先走了。”当时,冯至身上带的钱不够买这本书。

  有时,郁达夫在街上和冯至等穷学生不期而遇,便邀请他们随意到一个小饭馆里小酌。冯至记得某个晚春的夜晚,天上下着迷濛的小雨,郁达夫带着他们在前门外熟识的酒馆中喝酒,从一家出来又走进另一家,一共喝了三四家。他们并未喝太多酒,郁兴致却很高,愤世嫉俗,谈古论今,诵咏着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众人才各自散去。

  冯至回忆说,郁达夫兼有“相濡”与“相忘”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诚相待,坦率交谈,对贫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知情的确有如‘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沉浮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郁达夫读了沈从文的小说后,前去看望沈,并请他去附近吃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告辞时,郁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孙席珍回忆说,郁达夫“处世温雅恬静,悠然自适;对人不卑不亢,平易可亲……纵有不快之事,并无愠色;偶或与人意见相左,有所争论,也总是心平气和地相对,从无悻悻之词”。1923年的某秋日的傍晚,孙匆匆到报馆上班的途中,在北河沿撞到了一位行人,那人踉跄了一下,孙忙向他道歉。他和蔼地连说“没关系”,又说:“你好像有要紧事,还是赶路吧。”孙向他鞠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

  几日之后,孙又在路上巧遇此人,细看,才知道就是郁达夫。二人边走边聊,正是饭点,郁达夫便邀请道:“乘此菊黄蟹肥时节,同我去做件雅人雅事吧。”当时在北京吃螃蟹是奢侈之事,螃蟹只有正阳楼有卖,且售价一元一只,孙每月伙食费才三五元,听罢觉得太贵,颇为踌躇。郁慨然说:“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又何妨呢?”孙见他语气诚恳,便一同到正阳楼,郁达夫要了公蟹母蟹各两只,绍酒两斤,与孙痛饮一番。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他说:“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沈从文、陈翔鹤、刘开渠等青年都喜欢到郁达夫处聊天,谈晚了就在郁的床上睡下。发了薪水,郁总是请他们到小饭馆吃饭,喝了酒,郁指着某人大唱“提起了此马来头大……”,然后哈哈大笑;有时想起什么,又流下泪来。他还常提及创造社的同伴们,说:“沫若仿吾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结账时,他总是抢着付钱:“我有钱,我有钱,你们都是穷学生,那得有许多钱来请客!”

  郁达夫为青年诗人冯蕉衣修改稿件,又当面指点。1940年,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刘开渠学成回国一年多,从来没有人请他塑像。郁达夫对刘很是理解和同情,积极为他奔波,刘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为一商人的亡母作浮雕肖像。郁达夫还在肖像背后为其撰文。

  抗战爆发后,刘与艺专职员程丽娜相爱,并打算结婚。程的父母对刘并不满意,由于女儿坚持,只好勉强同意,但提出要求刘请两位社会名人当证婚人和家长。刘无奈,找到郁达夫帮忙。郁欣然同意,由他担任二人的证婚人,由王映霞任刘开渠的家长,促成了刘、程的婚事。

  郁风回忆,三叔郁达夫在北京时,时常带她到河边玩,边喝随身带的一小瓶白干,边和河边钓鱼的农民聊天,问农民今年的收成、家中人口等等。一次,郁达夫买下了一个老人钓的一条鱼,郁风也不记得他给了多少钱,只记得回到家里,母亲一听数目就说:“这么贵呀!”

  郁达夫带着侄女郁风到护城河边溜达,看见一个车夫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达夫坐过那位车夫的车,很是同情,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钱给车夫的妻子,但身上却无分文,只有一个银表。他趁着车夫的妻子不注意时,将银表偷偷塞进她的小兜里。

  黎锦明回忆:“达夫天性仁爱,对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时常怀着极深厚的怜恤。”1926年,郁达夫与黎锦明从浦东码头乘船去广州,二人将行李运上船后,见有时间,便上岸浏览一番。他们在街上路遇两群瞎子少年相互厮打,东西摔得满地都是,有的人被抓伤了头皮,鲜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开他们,出言呵斥闹事之人,将地上摔破的东西捡起来,又掏出几角钱给受伤的少年,暗哑着嗓子安慰他们说:“买点药,回家好好的养上去。你们真奇怪,为什么这样不互相合作,你们都是弱小的人!……”将他们遣散后,郁达夫还兀自伤感地苦笑着。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准备请律师进行诉讼。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忙请郁达夫居中调解。当时,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上海。经过几次商谈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郁达夫为此事前后花费了20天左右,还耽误了自己的写作。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因郁达夫的《广州事情》一文,二人一度断交(据温梓川分析:是郭沫若唆使“小伙计”们把“不革命”的郁达夫踢出创造社的),但到抗战爆发前夕,郁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王任叔问郁达夫怎么学会说印尼话时,郁摇着头,嘴唇微颤地答:“那真是天晓得,是从马来人青肿的皮肤上学来的!”原来,刚为宪兵翻译时,他听马来话还是很困难,便乱翻译一气,马来人也就被日本人乱踢乱打一通。郁达夫于是加紧学会了马来语,他苦笑着说:“现在,我不会弄错。听马来人说得不很合日本人意思的,我就代为改正一些。日本人的性格,我也摸熟了。这就算是我为以前遭冤打的马来人赎了些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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