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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庸追忆父子四人抗战沧桑

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九旬高龄会长何世庸激情追忆父子四人抗战沧桑

孙朝方, 张法林


91岁高龄的何世庸老人倚在床边,略显疲惫。何老是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与父亲何遂都出身黄埔军校,讲起父子四人在抗战中的沧桑岁月,老人有些激动。他说,遗憾的是,许多宝贵的照片都在“文革”中毁掉了。老人说,当年他从立志学医,到走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走上革命道路,最初的动力,就是抗日救亡。这一历程,又深深烙上了家庭的特殊印记。
亲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何世庸还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这所学校虽招收部分中国学生,但管理人员和教师全是日本人。当晚,已休息的何老突听外面传来隆隆炮声,以为是日军例牌演习,但随后听见操场上人声嘈杂,聚集了大批日军。发生什么事了?何老正纳闷,一个校工匆匆跑来告诫他,不要站在窗口,以防意外。他想起暑假在北平家中,听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父亲说“日本人想在东北挑起事端”。难道事情果真来了?次日早晨,日本班主任宣布,昨夜中国军队挑衅,天皇命令皇军“抵抗”,凌晨已占领沈阳。话音甫落,突然响起尖厉的号声,所有日籍同学纷纷奔向操场,一群日本兵向他们分发枪支。中国学生被勒令呆在宿舍,不准乱动。“我意识到,自己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何老说,从此开始体验亡国奴的痛苦。数日后,何世庸被迫辗转返回北平,在沈阳火车站竟意外碰见父亲的好友,时任东北海军司令的沈鸿烈,也混迹难民中同车逃亡。“守土有责的沈伯伯国难当头,也逃之夭夭!”他愤懑而茫然。回到北平后,何老著文《九•一八事变目睹记》登在《世界日报》上,并怀着满腔义愤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老人至今记得,三弟何康读小学三年级,也帮他散发抗日传单,参加反日游行。
公卖藏品筹资抗战
何老的父亲何遂,曾任国民军空军司令、黄埔军校“代校务”。“九•一八”后,何遂等组建了“辽吉黑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宣传抗日,募捐款物,他将历年收藏的文物古董运至上海公卖,所得四万现洋全部捐给后援会。“那时父亲非常忙,在北平察院胡同的家天天车水马龙。”在何世庸的强烈要求下,1932年隆冬,他代表父亲随后援会人员到热河前线慰劳义勇军,“在开鲁恰逢日机轰炸,许多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我义愤填膺,用携带的一架小电影机把所见情景摄成了短片。”何老说,回到北平,慰问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给他下了个评语:思想左倾的公子哥儿。
对蒋校长大失所望
1933年初,撤入关内的部分东北义勇军被整编为第55军,何遂出任军长。“这年夏天我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我从未想过当军人,但我想这可能是抗日救亡的捷径”。但让他非常失望的是,在军校根本不许谈抗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蒋介石在军校纪念周上专门讲了两次话,反复宣扬“攘外必先安内”。何老说:“我那时思想很简单:谁抗日,就拥护谁,跟谁走。我对蒋校长大失所望。”
暗中送枪给共产党
1937年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何遂会见了周恩来等。何世庸说,这次会见令父亲非常兴奋。“以后叶剑英、李克农多次来我家,与父亲互有宴请。”当时,一个国民政府官员在家里接待共产党代表,还是件不寻常的事。何老与二弟何世平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人,仍怀着忐忑的敬仰和好奇。“他们每次来访时,我们都尽量守在旁边,生怕漏掉什么。叶剑英学识渊博,谈笑风生,潇洒而平易,对我俩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何老说:有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找到他父亲说,中共代表团警卫人员缺少武器,处境有危险,希望帮助解决。他父亲当即答应把家中存枪全部相赠,并派他们兄弟悄悄到京郊棲霞山的何家别墅,取回四支步枪、两把驳壳枪,连同子弹用麻袋捆好。叶剑英派车来何家车房顺利取走。
叶剑英建兄弟党小组
1938年2月,何世庸随父亲开赴华北抗战前线。1939年底,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他和二弟何世平回到重庆。当时本就在重庆的三弟何康是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12月的一天,兄弟五人(两人尚未成年)在重庆江北团聚,好不高兴,还合影留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世庸一家照了张全家福。何遂在照片后面题字:
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九月二日,日寇签降。双十二(12月12日)
全家聚于渝,摄影留念。抗战八年,家人无恙,长次三男均成家,
长孙申佳已三岁,殊可喜也。

叶剑英指示他们兄弟三人建立一个党小组,由他直接领导。工作重点,是通过何遂及其社会关系争取“中间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的第一个职业是到李济深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军事组任少校视察员”。

何遂 (1888~1968) 字叙甫,祖籍福清港头镇占阳村。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于侯官县(今福州市)。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遂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结识了林觉民、方声洞、陈更新等革命党人,开始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后,到南京在第九镇当排长。翌年,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称陆军大学)。这年,由方声涛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秋,何遂在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后,到广西训练新军的机构“督练公所”参谋处,担任筹略科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次年,他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几位同盟会会员,创建同盟会广西支部,耿毅任支部长,他为参议,积极发展革命组织,出版《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

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是清军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是革命党人,正当准备起义,直取北京时,吴不幸被清廷袁世凯刺杀。何遂悲愤至极,毅然决然率领第六镇部分官兵宣布起义,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辛亥革命后,何遂见山西无可作为,便于民国2年(191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民国4年回国,应黎元洪的邀请,到陆军大学任战术教官,与李济深共事,彼此相交甚契。云南“护国战争”发动后,他潜往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由他起草电文。结果,孔庚被阎锡山拘捕,何遂则由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北京军阀政府派何遂和沈鸿烈、郑桓等为代表,赴欧洲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过法、比前线,并去过英、美等国。归国后,写了一本《欧洲观战记》。

民国6年7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何遂南下参加,任靖闽军司令。奉命回闽策划打倒北洋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何遂回福州后,设秘密机关于台江太原街一个日本洋行内,密谋炸死李厚基。事泄,李厚基派军警追捕,何遂避入日本领事馆,后化装逃到上海,再次东渡日本。民国8年回国。民国9年,何遂经孙岳引进,担任曹琨的军官教导团的教育长。不久,调任孙岳所部参谋长。民国13年,冯玉祥联合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建立国民军,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何遂始终参与筹划和行动。国民军时期,何遂任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还担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中聘有几十名苏联顾问,他思想上受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影响。

北伐战争时期,何遂赋闲于杭州,受蒋介石委托到河南去,利用旧关系,运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春,他应李济深的邀请,到广州任李的总参议。同年5月,担任黄埔军官学校的代理校长,称“代校务”。民国18年底,因蒋介石已在南京另设军校,他愤而辞职,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民国21年春,何遂在北平,与朱庆澜等一起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奔走呼号,募集捐款,支援抗战。他还毁家纾难,捐款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遂看清了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爱国抗日,富有政治远见的是中国共产党。他热诚拥护枪口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国26年,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李克农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天,何遂在家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告诉他,中共代表团驻地要加强警卫,现缺少枪支。他立即叫两个儿子把家中的4支长枪和两支手枪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抗日战争开始,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何遂任该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曾陪同周恩来乘一辆小汽车,由河南前线赴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数日交谈,他深获教益。在八路军总部,见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相谈甚欢。他利用同阎锡山的旧关系调整过八路军与阎的矛盾。还通过当时在军令部任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

民国28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叶剑英曾亲自找他,请他向山西有关军政人士说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宗旨,要求制止摩擦。何遂即向山西驻渝办事处处长孙焕庸等国民党官员做了工作,间接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民国29年 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此事得到了较圆满的解决, 客观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民国30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遂收到三子何康转来的董必武一封信,得悉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有困难,他不顾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亲自驱车前往曾家岩周公馆,见到董必武,表示了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的不满,并面交一笔现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赠送他延安生产的毛毯、衣料作答,他一直珍藏在家中。

解放战争时期,他与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经常接触,对共产党托付的任务总是积极、认真地去完成。还多方掩护和协助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儿媳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54年,何遂在太湖疗养时,陈毅看了他的诗稿,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并将自己的近作《莫干好》一词抄赠给他。他非常高兴,把陈毅的赠诗裱在自己诗集的卷首。对于50年代末即已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他感到苦闷、彷徨。他的一些亲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但他对未来却是乐观的,始终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歌颂祖国的变化,歌颂中国共产党;他画了许多国画,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倾注于笔端。1968年1月,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何遂一生待人耿直,热诚,不近烟酒,唯酷爱书画、文物,他唯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曾先后全部分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文化部发给了褒奖状。

200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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