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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文化老人黄苗子

王景山

黄苗子先生1913年9月30日—2012年1月8日
黄苗子先生
1913年9月30日—2012年1月8日

  2012年1月8日11时27分,曾对家人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的黄苗子先生,于家门口的北京朝阳医院辞世,享年一百岁。

  此事,黄苗子先生的三个儿子黄大雷、黄大威、黄大刚,以“致各界朋友的公开信”告知社会:

  致各界朋友

  父亲黄苗子于2012年1月8日11点27分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去和母亲团聚,去和他的朋友们聚会了。

  今年1月1日,他笑着说:“我今天100岁了!”他一生怀着对祖国和中国文化的执着,经历百年风云,在他走完人生最后之路的时候,他曾说:“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作为儿子我们谨遵他公开发表的《遗嘱》,不举办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也不设灵堂。望各位好友见谅。

  只要记住他的幽默、达观、谦和就够了。

黄大雷、黄大威、黄大刚
2012年1月8日

  黄苗子与郁风这对文化老人,不仅是生活上不离不弃甘苦与共的患难夫妻,还是文艺创作上珠璧相联的璀璨绝配,文坛才子佳人。能与这样两位文化老人相识,着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我最初登门拜访,那是2002年。

接受采访时的黄苗子先生,左为郁风先生
接受采访时的黄苗子先生,左为郁风先生

  采访黄苗子老先生还真是不容易,这倒不是他摆什么名人架子挡客,像自己爱吃肉那样专捡肥的来,而实因他太忙了。真的,八九耄年高龄,其社会活动之繁,造访客人之众,如果不是亲历,简直让人难以想像苗公究竟是靠什么居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

  2002年1月上旬,我第一次拨通苗公的电话,忐忑心情下不知这位心仪已久的老艺术家将会怎么打发我……话筒里传来略带有广东味的普通话,细腻、直白:“我正忙着为《人民日报》赶写怀念钟敬文老先生的文章,咱们过些日子再联系一次吧。”

  敬公乃北师大中文系一级教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正就读该校中文系,有幸亲炙,系当代大儒,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中国民俗学之父,于百岁仙逝。

  大约十天后,我再次拨打苗公电话,几次都无人接听。后来才得知,苗公同夫人郁风先生去了海南,起码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好不容易盼到苗公回京,终于约好2月8日下午三时晤面。我准时赶到,在楼门口值岗的武警示意我先到侧边的传达室登记联系,经传达室的女士热情帮助联系并带我上楼,门铃按响后,一位矮老头应声翩翩而至,门启,我们互相抱拳问候。这瞬间的见面,便令我想起苗公在追忆自己的书法启蒙老师邓尔雅时写到的:“尔雅先生五短身材,精瘦有神。”我今见到的苗公亦是五短身材,区别只在微胖有神。只听苗公谦恭地说:“真对不起,我下午又临时来了一批重要客人(客厅内坐着几位军人),呆会还要出去,咱们再另约个时间吧。”

  “郁家伯季拟诗王,招得香山驸马郎。点染富春江句美,苗公不愧好东床。”这首苗公自做的打油诗,催我仍幻想能在蛇年之末细睹苗公和夫人郁风先生风采,亲承其謦欬,好利用春节难有的长假将稿子写出。无奈,苗公太忙,还是约到了马年的正月初三下午。大春节的还要烦扰苗公,我真有些过意不去,可一想到上班就得发稿,又顾不得那许多了。为求稳妥,当日的中午我又打了个电话,果不出所料,苗公下午真的又要外出,便又改在初四下午。

  对这来之不易的采访,我不敢懈怠,抓紧时间切入正题。因为一会还要有客人来,就连郁风先生也是给我放下瓶饮料就又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接听那铃声不断的电话,以便苗公能够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专心接受我的采访。“我这个人,生活经历波折很多,经风雨见世面后,就能够锻炼出来……”率直的苗公,就这样打开了话匣。

  这次四十分钟的对话,我对苗公有了从书本中无法得到的认识,他的善良与豁达,风趣与幽默,急风暴雨夹杂闪电雷鸣般的人生经历,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充斥着他的每一个细胞,构成了他纵贯中西、古今的知识框架。

  1913年旧历9月初一,广东香山县(现中山市)石歧仁厚里的黄家祖屋,又降生了一个小生命,这就是后来活跃于文艺美术界的大名鼎鼎的黄苗子,在他之上,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苗子的祖父黄绍昌先生是清末举人,当过福建总督何景的幕僚,后在广州广雅书院(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分校史学(相当于史学教授),最后在石歧平山书院任山长(相当于中学校长)。父亲黄冷观也曾做过长洲小学校长,因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与当时袁世凯派到广东当督军的龙济光势不两立,被关进广州陆军监狱3年。出狱后即携全家迁移香港,后当了倾向于孙中山的《大光报》总编辑,1938病逝于香港。

  苗子先生是在1918年五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香港的,他在香港进私塾、读小学、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念了一年英文,十九岁时即1932年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大众出版社主办的《小说半月刊》担任编辑并创作漫画。尽管他十四岁时就已经在朋友黄般若、叶因泉的鼓励下给香港的报纸画漫画了,但他对我说:“上海是我学习美术的第一步,接近文艺的第一步。”因为,在上海他认识了邵洵美、郁达夫、林庾白、叶恭绰、张大千、郑午昌、丁幕琴、陈树人、徐悲鸿、汪亚尘、黄宾虹等前辈,以及以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特伟、廖冰兄、丁聪等为首的漫画家群。

  苗公在2000年6月再版的《画坛师友录》“后记”中这样记述当年在上海的生活:“三十年代,是我的艺术生活中最愉快的时代,五四思潮,活跃了中国文化,上海更是一所社会大学,我有幸能接触到不同角度的艺术前辈,那时又是求知欲旺盛的青年期,我能够在许多前辈师友的熏陶下,获得广泛的艺术知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机遇是十分难得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苗子从沦陷的上海来到广州,又结识了版画家李桦和赖少其。不久,他又随国民政府到了抗战的大后方陪都重庆,当时文化艺术界众多名流和社会贤达都聚集在重庆,文化气息相当浓厚,有缘与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老舍、阳翰笙、林风眠、常书鸿、傅抱石、赵少昂、钱瘦铁、关良、沈尹默等一大批久已仰慕的名流和后来从延安来的老朋友胡考、张仃等晤聚切磋艺术。

1998年中秋文艺界老友相聚夏衍故居左起吴祖光、黄苗子、唐瑜、张仃、丁聪、郁风
1998年中秋文艺界老友相聚夏衍故居
左起吴祖光、黄苗子、唐瑜、张仃、丁聪、郁风

  此外,苗子先生还利用当时自己担任国民上海市政府机要秘书的身份,掩护了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其中与宋庆龄先生的结识就是这样开始的。请看1939年11月宋庆龄写给黄苗子的一封信:

  “亲爱的黄先生:

  很感谢你今早的来信。抱歉我不在家,若不然可以及早的给你回复,但我希望你能在离开前收到这封信。我为郁风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十分难过。我将稍后写信给她。请接受这两张桂林风景照片,留做纪念。待你到桂林与我通信时,请将信笺寄往我的办公室,地址如下: S.C.LING夫人,保卫中国同盟,21西摩道,香港。我可能月底会搬往九龙,如果可以找到一间合适的公寓。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停留在现在这间公寓了,因为太危险,有太多敌人包围着我。一旦安顿下来,我将会通知你我新的地址,并希望能常常听到你的消息。

  祝好 并愿你有一个成功有趣的旅程。”

  这封原文为英文的信,苗子让孙女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世纪》杂志2002年5月号上。上海市文史馆员、苗子先生的好友谢蔚明在介绍这封信中提到的一些事情时说:“‘七七’事变前夕,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医药用品运送到广州,安置在爱群大厦。苗子和女友郁风每周必去看望。日寇南侵,宋庆龄移居重庆。苗子、郁风在重庆结婚,宋不便参加婚礼,就托廖梦醒送去红烛一对以示祝贺。1953年9月18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会,世界和平大会授予宋庆龄加强国际和平奖金。会中休息,宋与郁风谈话时,我听到她问郁风‘苗子好吗?’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宋庆龄信中说:‘我为郁风所遭遇的不幸感到十分难过。’原来1939年11月23日,郁风的父亲郁华(曼陀)在上海被敌伪特务杀害。郁华早年任大学教授,上海沦为孤岛时,任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遇害前,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爱国抗日,被敌伪行刺殉国,凶手被捕获,经郁曼陀审理判处死刑,引起敌伪嫉恨,在郁的寓所门前埋伏枪手,趁他出门上班时予以杀害。柳亚子为郁曼陀诗集作序,其中有‘守正不挠,烈烈以死’的句子,是最好的写照。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曼陀为烈士,并颁发烈士家属证书,上有毛泽东主席的签名。”

  从以上这些,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苗公的为人以及他的交往之深广,只是他从不在人前炫耀罢了。

  1946年,苗子先生与画家郁风(郁达夫侄女)在重庆成婚。重庆八年,苗子先生一边从事抗战工作,一边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抗战胜利后,苗子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上海,当了几年不大不小的简任官。(注:“简任”是辛亥革命以后到解放以前文官的第二等,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其间除了和傅抱石先生等聚晤以外,更令他高兴的是齐白石老人的南来,并有幸在自己家中接待老人。由于去上海看齐白石的画展,又首次与黄永玉相识。1949年春,苗子在香港听说大千先生在澳门,便和夫人郁风及女演员吕恩专程去澳门拜访。谁想,从此一面后,就再也无缘和这位才气纵横的巨匠把盏豪饮、谈诗论画、握手言欢了。

  谈到搞美术研究,苗公说那还是1949年进北京之后的事。“那时我在北京,许多旧日师友,以及来往京华的四方朋友,得以接席尊闻,也是平生难得的时刻。那时我在业余时间,受到钱杏邨(阿英)先生的指点和鼓舞,对中国美术史感兴趣,并曾向沈从文先生请教古代美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供职几十年,先后写出多部见地深切的美术论著。除绘画、书法外,苗公还酷爱旧体诗词,刚进北京就与启功、王世襄先生往还唱和,和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写打油诗,并有两部诗集问世。其中一部叫《牛油集》的颇有意味,因苗公属牛,又多近於打油,故而名之。那是苗公自1975年陆续写成的一些旧体诗,他对这本诗集是这样说的:“只是作者饱经风雨的樗枥之材,锯下来一段看得出年轮的横断面,以保存这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如果因此还能提供后人一点了解这个时代的线索,这就不算‘灾梨祸枣’了。”

《黄苗子专集》封面
《黄苗子专集》封面

黄苗子先生在赠王景山《黄苗子专集》书中题字
黄苗子先生在赠王景山《黄苗子专集》书中题字

  其实,苗公的诗词天赋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在文人荟萃的大上海初显锋芒,“我参加过两次南社纪念会的盛大集会,江浙上海一带的诗人,都来出席。记得头一次是一百单八人,于是有人就在报刊上发表《南社点将录》,头一名是托塔天王蔡孓民,亚老自居‘呼保义柳亚子’,其中一名是‘矮脚虎黄苗子’。”(见苗公《学诗乎——《牛油集>后记》。)

  然而,苗公在社会上声誉最隆的还是书法,隶、篆、行、楷无所不能,当然写的最多的是隶书、篆书。他的书法开门老师是1926年在香港执教的父执邓尔雅(1883~1954)先生,后又长期受张正宇(1903~1976)先生的影响。苗公这样回忆自己的书法入门老师:“邓尔雅先生教我们书法,主张各种文体都可以学,但以先从工整而笔致清楚的楷书入手为宜。要开张腕力,不妨参学隶书,从这里上追‘文字之祖’的篆书,就较容易探骊得珠了。”

  对张光宇、张正宇这两位我国美术界的大旗,黄苗子与张仃都推崇有加,佩服得很。苗公很是郑重的说,张仃先生和我现在都是写字比较多,如果光宇、正宇兄弟俩还健在,我们这些人都不敢写字的。

  张光宇的书法艺术不仅对苗公、仃翁这样的艺术大家有至深影响,国外的艺术家也同样受其影响。苗公给我讲述这样一件往事,1995年,苗公从澳大利亚家中去美国参加八大山人讨论会,顺便看了一位美国画家的展览,博物馆展览会正中挂的竟是张正宇先生的一副对联,并说自己的艺术是受你们中国张正宇的影响。

  于书法有着极深造诣的苗公,还十分佩服沈尹默、启功这两位书法家,称他们二位不仅对书法艺术有着很深的研究,而且在鉴定上也是第一流的。这种多方面的修养成就了他们的艺术,也说明不从根本上下功夫是不行的。

  对当今世界画坛,苗公又十分佩服为中华民族争得荣誉的海外华人画家赵无极,赵无极是1948年初去法国定居的,作为老朋友,苗公对赵无极在国内时跟从林风眠学画、留任杭州艺专教画的经历是熟悉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和夫人郁风又多次去法国赵无极家中做客。他说,赵无极作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十大艺术家之一,与他在国内打下扎实深厚的基本功是有密切关联的。

  针对现代人写字画画所呈现出的各种各样风格,在海外居住了十年的苗公觉得一点不奇怪。在2000年8月出版的《黄苗子艺术随笔》中,苗公曾这样写到:“广东人有一句话,叫十年风水轮流换,就是说,时代在不断地转变,人的生活跟着时代转变,思想意识所表现的文化艺术也跟着人的生活时尚去变,于是风水也就变了。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顽而不固的苗老汉。说老实话,对现代主义作品,我有一些能欣赏,能接受;有些则半推半就的能接受;还有一些则很遗憾,的的确确地完全不能接受。对于新时代的新趋势、新现象,我要求自己用审慎的态度去认识它,我要求我自己不懂求懂,而力戒我自己不懂装懂。”说得多么坦诚直白。

  苗公惟有一点坚持己见的就是不能急功近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真正肯认真下功夫的人少了。在金钱面前表现的那种浮躁很是令人担忧。这恐怕就是苗公说的为什么现在“再也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能够出现像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具有权威性的著名宗匠”的重要原因之一。

  书画本同源,又都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但在书法领域里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当前更显得格外重要。过去对基本功的理解不无片面性。如重视“书内”功夫不重视“书外”功夫,对“书内”功夫只重视笔法不重视总体把握,将“笔法”的概念简单化以至僵化。但是不能因此就轻视笔法,放弃“书内”功夫,书法本身最基本的规律终究是颠扑不破的出发点和归宿。书法是依据汉字来表达情感、情绪的一种书写艺术,没有这个“依据”不成书法,反之不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也不成为艺术。苗公所书各体,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基本功)上注入了自己的情感、理解和发挥创造。

  书法是依据汉字的一种超越,所以,是书法家就离不开汉字。但汉字也令当代不少书法家感到困惑,感叹常用的汉字不过两三千,笔划无非“八法”,墨写在纸上只有“黑白”对比,物质材料太“简单”。于是有人对以汉字为基础的深厚传统表现了一种倦怠,一种无以为继无可奈何的情绪,或者不屑沿着前人既定道路进取的心态。

  苗公曾说:“我试图用书法这种艺术,把‘运动’储存起来,然后让观赏者自己去把这种运动打开(解放出来),通过感官传达,触动他去感受这些书法运动的魅力——抑、扬、顿、挫所发生各种强烈、柔和、飞速、缓慢、刚劲、婉约……等运动之美。我试图以书法中点、线、面的变化运动,形成书法的韵律感,从而把观赏者带入一种美的境界。”苗公的这一理想,通过自己数十年不懈的实践终于实现了。那纵横起伏流转跌宕的笔画,是书家的血管里奔流出来的,体现着书家对艺术的追求和理解,体现着书家的个性和文化素养。我孤陋寡闻,得见苗公真迹又少,对苗公书法艺术不敢妄发议论,在这方面自有专家评说。但如今,苗氏书法不仅在国内被视为吉光片羽,还随他漂洋过海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一事实足可显示出苗公书法的艺术魅力。

  除了用去许多时间写字外,写文章也是不能停下来的。美术评论、画家传记、散文随笔、回忆录……对什么都感兴趣,对古今中外都感兴趣的苗公,总是说自己太杂了,所以也就没办法总结出什么东西来。可是他那一部追一部的《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家徐悲鸿》《古美术杂记》《货郎集》《敬惜字纸》《牛游集》《黄苗子书法选》《种瓜得豆》《画坛师友录》《黄苗子艺术随笔》等“杂”出来的专著,竟是那般富有个性和精美。书画作品还“杂”到了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珍藏,展览更是在海内外接续不断。“杂”成就了苗公,成为当代杰出的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和诗人。此种“杂”着实叫人五体投地了。

  苗公的豁达与幽默也是奇特无比,曾演绎出不少百口争传的轶事。1984年七十岁时,他曾写下一篇遗嘱,给家人规定了自己百年之后的“五不准”。遗嘱云:“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好友’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几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互相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实的叫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五年后,他又写了一篇后遗嘱,除再次强调前篇有效外,又补上千万不要在家里悬挂本人遗像……云云。

  人生还有比这更豁达幽默的吗!

  深悉他的诗友杨宪益老先生还真的作诗一首送与苗公:

  潜龙勿用见沉沦,
  兴至挥毫动鬼神。
  自古圣贤皆寂寞,
  奈何长做岭南人。

2004年王景山前去采访时,见黄苗子与郁风两位老人在家中正各忙各的事儿,即抓拍下来。
2004年王景山前去采访时,见黄苗子与郁风两位老人在家中正各忙各的事儿,即抓拍下来。

  1989年,学富五车,胸罗万象的苗公和夫人郁风,侨居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十年的海外生活,使他得以周游欧美各国,广泛吸收外邦文化中的有益营养。重拾画笔后,《荷花》《九歌.礼魂》《雅士图》《鹳鱼石斧图》《金文奇字》等一批以书法入画的作品相继诞生。或墨或色,或抽象或具象,以点线尽情倾吐着画家对人间真善美的追求与感悟。

  正如采访开始时苗公所言,他的生活经历坎坷波折,可谓尝尽酸甜苦辣,历尽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光大道,也走过了独木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阴霾蔽天。但不管逆境、顺境,他都能够泰然处之,宠辱不惊,以一位正直学者的眼光认真审慎,宽容对待。即使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也决不会改变热爱自己祖国的信念。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些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都没有把文化人给漏下,不管你意愿如何,反正都糊里糊涂的成了被专政的重点角色,演绎着一段完全非我的悲剧命运。

  梁漱溟先生曾作打油诗曰: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将文化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深刻记写下来。

  从北大荒别妻离子到秦城监狱夫妇被囚七年,苗公与在中国美术馆供职的夫人郁风再次经受人间风雨的吹打。但风雨一过,他们依然默默的迈出那坚定的前行脚步。难怪居住台湾的友人林海音在1992年自台湾写给苗公、郁风夫妇的信中赞叹:“虽然风风雨雨的,数十年来历经沧桑,秦城监狱一住七年,但是听他们说话,却是往事一笔勾销的心态,身体也很健康,东游西走的,还开书展、画展,可是够乐的。”

  对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苗公1981年2月28日在《货郎集》“后记”中真的几笔就勾销了。

  “诚然,三十多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曾经走过一些纡迂回曲折的道路,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些迂回曲折中遭受过一些排笮,然而,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今非昔比,毕竟是一天胜似一天,个人的小小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

  苗公的学识与成就,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等,这些光环于苗公是吻合的。他从来不为此去争去抢,有的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干自己兴趣中的艺事、“杂事”,而且乐此不疲。

  苗公朋友遍天下,我是早有耳闻的。他在《论交朋友》的专文中写道:“人生在世,总应该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才能得到快乐,原因不仅在于他是‘五伦之一’。”

  他还总结出交友的四条标准:“第一是肯交,礼贤下士,不摆臭架子;第二是择交,千万勿交能吹善拍,阿谀奉承,爱打小报告的人;第三是深交,‘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交的是能够互倾肺腑之言的朋友;第四是广交,对某一问题请教某类专家,多听不同意见”。

  挚友黄永玉曾这样著文:“我喜欢听到别人夸奖我的朋友好。听得最多的就是黄苗子。和他在一起时有安定感,他从来没惹过谁伤害过谁;你尽可能有幸见过树、茶杯、马路、鞋子生气,但肯定你没有机会欣赏黄苗子用同样方式动过感情。”

  于交友有同好的夫人郁风更是在自己的专著《美比历史更真实》“自序”中写道:“一个人可以没有丈夫或妻子,却绝不能没有朋友。前者在同一时期只能只有一个,而后者却可以有几个或更多,每一份友情有不同的内涵,友谊的可贵无与伦比,我相信我的老伴儿也同意此说。”这真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俗谚,这已不是什么惊人的相似,而确确实实是惊人的一致,是天然成就的一曲夫妇同奏。我虽没有正面问过苗公是否同意郁风先生此说,因为那本来就是无需再问的话题。

  苗公的兴趣爱好是广泛的,书法、绘画、美术史、作诗、著书、读书。他说:“如果要我再举些嗜好的话,那就是馋,爱吃肥肉。”关于这一点,他在《黄苗子艺术随笔》中写得颇为细致:“我从小就馋,外公一族的祠堂,每年春秋两祭都给杨氏子孙分猪肉,每次的猪肉都分得不少,在外婆的指导下,舅母用香山特有的卤虾把猪肉再焖一次,这种卤虾焖肉可以贮存下来吃上十天半月。外婆家冬天还有一种油泡着的腊鸭屁股,这两种油香扑鼻的佳肴,是我小时侯最欣赏的美馔,还有崖江隔田乡陆姓姨妈送来的特产蚝油,使我对外婆家的饮食大感满意。外婆家的卤虾肉和鸭屁股把我喂成个小胖子。”

  可能太喜欢吃肉了,苗公还在一篇专门谈吃的文章《豆腐四重奏》里再次坦言:“生平喜欢吃肉,饭桌上有肉,就一切满足,苏东坡也喜欢吃肉,不过他有点矫情,硬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试问家里种竹的能有多少户?但吃肉的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五点几,可见宁可居无竹,千万不可食无肉。若说‘无竹令人俗,’则全世界都是俗人占大多数。虽然我们有时不废风雅,来装点世界。”

  除了自己的陈述,还有朋友的见证,华君武曰:“相识将近五十年,身高和容貌无大改变。有学问,字也写得漂亮,好吃,得了痛风病,仍不顾。1994年在悉尼又大吃王蟹,几乎送命,恶习至今不改,尤喜食猪手。”

  好吃,使苗公又无愧于美食家之誉。

  我这次采访时还发现,苗公写的文章都是自己在计算机上敲出来的,连查资料也多是在网上搜索。一边是传统的笔墨宣纸、画案,一边是现代的计算机、传真机,望九之年,居然能够把传统与现代置于一室,并运用得如此和谐,真令我辈汗颜。这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创造人生,与时俱进。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世少有的饱学之士,竟一再称自己“很笨,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有杂家的话当属其例。”感斯言也。

  苗公活得真实且浪漫洒脱,他在2001年1月写的简短自述,简直就是一丝不挂,非大艺术家不敢为也。

  “糊里糊涂活了八十多年,越到老,对写字作画越感兴趣。这到不是为了别的,只因这世界没有老人奥运会,即使有,我的体力也无份参加,倒觉得写字作画这玩意儿,比搓麻将、玩桥牌来得有趣些。

  我从小就是个没正经的人。对绘画艺术偏爱漫画,三十多岁才从漫画圈中下岗;书法呢,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他自称为“六分半书”);连作诗都喜欢作‘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一类打油诗。可以说,对于诗、书、画,我都倾向于邪门歪道那一路,既庄子所说,是‘见笑于大方之家’的。人老了,‘经风雨见世面’之后才略有转变,但根子不正,还只是个非驴非马的野狐禅。现在就如陈老莲晚年自取的别号——‘悔迟’了。

  不过,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心灵游戏,自己闹着玩之余,爱好此道的人打个哈哈,也就满足了。”

  苗公这一简短自述生动艺术的向公众介绍了自己,无一点做作。由此不禁让人想起时下那些年龄远比不上苗公高,靠近笔墨时间远比不上苗公长的人,就早早顶上了不知是哪家哪门封赐的“大师”桂冠四处巡游化缘,天知道上演的这究竟是美术圈中的喜剧、闹剧还是悲剧。再看总以门外汉自称的苗公与同道往还时的所谈所论,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老头子才是名实相符的大艺术家。

  1985年夏日的一天,苗公和挚友黄永玉一道去西城小乘巷看望启功先生,不巧启先生不在家,可巧的是竟在回来的西单碰到,三人便一起到四川饭店吃小食,席间高谈阔论言惊四座。苗公尤对启先生那首《贺新凉》词赞不绝口,词曰:

  “白鸭炉中烤,片能分那边腰腹,那边头脑,如果有人熬白菜,抓起一包便了,现写上谁家几号;万一打开细看,尾巴尖重复知多少,有的像,牛犄角。 三分气在千般好,也无非装腔作势,舌能手巧。裹上包装分品种,各式长衣短袄,并未把旁人吓倒。试问浴池边上看,现原形爬上方能跑。个个是,炉中宝。”

  上半阕拿鸭架子做个比方,妙想天开。但细加咀嚼,却耐人寻味。虽然此味与鸭骨熬白菜同时咀嚼,会倒胃口。下半阕刻画世情,更是入木三分,试问权皇贵族、穷子乞儿,红粉鸠涂、文盲博子……到头来,哪一个不是“炉中宝”!真是炉火面前,人人平等,阎王大限,铁面无私。

  活着有一口气固然好,但也无非卖弄那“舌能手巧”。这些人“长衣短袄”地裹上包装分品种,自加‘伟大’头衔,又自竖‘旗手’封号,梦想‘大师’、‘名流’,为此头破血流。结果呢,‘并未把旁人吓倒’。一旦剥去‘包装’,在澡堂里赤裸裸地与世人见面,那副丑恶原形,毕露于众目睽睽之下,那时要想躲过群众眼睛,还得爬上池边,才能溜之乎也呢。

  可是大千世界,偏偏有这种自欺欺人之辈,一味给自己这副脓包涂脂抹粉,一味仗着那些‘包装’、‘品种’招摇过市,一味‘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知道‘旗手’、‘名流’‘并未把旁人吓倒’。那些耗尽了毕生精力、蝇营狗苟、追逐竟奔的笨蛋们,到头来还不是跟着芸芸众‘死’,去做‘炉中宝’吗?给某些热中人浇上一盆冷水,奉劝他们少在包装、品种上花心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安理得,未始不是一件功德。”

  于功德,古今遁入空门的出家人谈之,世间凡人亦谈之。求功德圆满,说功德无量,云云……只是现今人们的理解与追求五花八门。只有像苗公这样澹泊名利的老一辈艺术家,才敢于发此妙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画坛至今叫不少人追忆怀念,特别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苗公亦然。

  他曾这样记写那个年代:“五十年代前期,中国画坛芳菲怒放。在北京,白石老人享有国内外的声誉,徐悲鸿领导着中央美术学院,叶恭绰首任中国画院院长,以及吴作人、李可染、庞薰琹 、李苦禅、叶浅予、张仃、张光宇、张正宇、华君武、丁聪、黄永玉、黄胄等都来自五湖四海,而北京老画家于非闇、陈少梅、王雪涛、陈半丁等,也都相会一时。那时除白石老人等少数人外,一般画家很少以卖画为生,他们都有可以糊口的工作单位,虽不致富,亦可温饱。在生活简单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安心作画了。当时北京在各省都成立了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有的地方设立美术学校,推动了美术的发展。在浙江的黄宾虹先生、潘天寿先生;江苏的傅抱石先生、钱松喦先生和后起的亚明、宋文治等;上海则吴湖帆、刘海粟、林风眠、关良、朱屺瞻、王个移、谢稚柳、陈佩秋、陆俨少、唐云、程十发等;广东有黎雄才、关山月等继承岭南画派诸子;安徽有赖少其;陕西则赵望云、石鲁等的长安画派。此外,溥心畲、黄君璧先生在台北,张大千、王已千先生在海外,也都各有千秋。

  总之,五十年代,是中国画的春天,是众彩缤纷、繁花似锦的时代,很有点像晚明、清初一时人才辈出的时期。”

  怀旧绝非守旧,因为只有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在继承学习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创造历史、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苗公在兴趣广泛爱好的驱动下,如蜜蜂般在万种花蕊中始终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浪迹海内外,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酿造出甘甜醉人的艺术果实。

  我不懂艺术,但从这些年的接触所学,却总觉得苗公“从头至脚都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

  这便是我所认识的——饱经风雨一苗公!

  我把初次登门拜访,写成八千字题曰《饱经风雨——黄苗子》一文,于报纸上整版发表,并寄去数份样报。几天后,正在外地采访的我,突然接到苗公打来电话,电话里苗公愉悦的声音首先夸赞道: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给几位老友看了,都说你的文笔好,你是位很够格的美术评论家。只是你给我寄来的报纸太少了,能不能再买一些送朋友哇?

  我高兴的回答,能得到您的认可,我这心就踏实了。等我回去后看资料室留多少,能给您多少就拿多少。

王景山与郁风先生在人民大会堂
王景山与郁风先生在人民大会堂

  数日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一年一度的中国美协春节团拜会上,我见到郁风先生拿着刊有我写苗公的报纸,正给萧淑芳等先生看。我走过去,郁风先生见到大声说,这位就是作者。然后一只手掩着口小声对我说,我把你写的报纸拿来给老朋友看,大家都在夸你写得好呢。我凑近正在看那张报纸的萧淑芳先生,竟然发现报纸上有郁风先生“景山文章文采飞扬”的批语。

  2004年3月19日,我把之前在报纸上发表写苗公的文章,经修改充实后再次送苗公审阅,准备收入拙著《画坛名家》第一卷书中出版。苗公说正忙于写一个长篇,五月底要交稿,让我把书稿先放下,等他抽空了看。4月21日,我接到苗公电话,他说写得很好,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2005年11月5日,我登门与郁风先生谈约稿事时,苗公在刚出版的拙著《画坛名家》第一卷书中题字:“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予以鼓励。

《画坛名家》第一卷封面
《画坛名家》第一卷封面

黄苗子先生在《画坛名家》第一卷书中的题字
黄苗子先生在《画坛名家》第一卷书中的题字

  此后数次在美展开幕式上与两位快乐的老人见面。2007年4月15日凌晨0:48,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郁风先生在京悄然病世,终年九十一岁。痛失爱侣的苗公,强忍悲痛写下三百三十八字的悼念留言:

  黄苗子携子女所作郁风辞世说明

  2007年4月15日凌晨0点48分,郁风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是个永远乐观的人,她一生崎岖坎坷,但却慷慨多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朋友、永留在那么广大的人们心中。她是个总为别人操心、安排的人,但自己不愿受人摆布,她最不喜欢别人为她哀伤。所以根据她的遗愿,不再举行任何追悼会或其他告别仪式。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这就够了。她是个魅力永存的人!承中国美术馆最近筹备她与我的书画展览,此展览将于4月26日照常举行,这应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在她病重之中,许多亲友不断致意问候,我们在此隆重致谢!

黄苗子携家人 悼念留言

今天,郁风先生辞世已近十年;黄苗子先生辞世也已五年。特拾旧作以纪念这两位世纪文化老人。

2017年1月13日夜 于润山书屋

王景山,报告文学作家、美术评论家、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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